二胡独奏曲苦菜花曲谱 　　一、侯宝林可能是天津人 　　还是从火车上说起吧！大约在我四岁多的时候，我坐过火车。当时带坐车的人，是我的舅舅，叫张全斌。我记得那时我的打扮挺滑稽的，穿着蓝布大褂、小坎肩，戴瓜皮小帽。那时候，小孩儿打扮成那个样子，够不错了。在我的童年中，也就只有过这么一次。在火车上，因为小，没坐过火车，也很少见过家里以外的人，觉得挺新鲜。也许人在幼年时代终归想要些温暖吧！那时舅舅抱着我，哄着我，我觉得很温暖。一路上吃了半斤炒栗子，睡了一会儿觉，就到了北京。根据这个情况，现在佔计起来，我可能是从天津来的。我现在对我原来的父母还有个模糊不清的印象，父亲、母亲的形象还能回忆起一点儿，但很模糊。究竟家里姓什么？哪里人？不知道。我只知道自己的生日和乳名。生日是自己长大以后听家里大人说的，是农历十月十五酉时生人。所以我的乳名叫“酉”，北京人的习惯爱用儿化韵，前面加个小，后面加“儿”，就叫“小酉儿”。关于我个人的历史情况，我就知道这些，再多一点都记不起来了。 　　二、幼年只玩过一件玩具---小秤 　　我不知道我原来姓什么，到这一家来以后姓侯。我们家住在地安门里织染局路北一个门里，里院的一间东房。这时父亲在警官学校庶务课当课员，其实，这不是他的本行。这个差事是舅舅帮他找的。因为舅舅给唱戏的当伙计，老年间的名词叫跟包。舅舅当时给朱琴心和程继先两个人跟包。程继先是有名的小生，中国近代最有名的小生象俞振飞、叶盛兰等人都拜他为师。程继先是京西蓝靛厂人。为什么说这个地名？这与后边有关系。舅舅从十七岁起就给程继先跟包，一直到干不动了回家，一辈子就是个跟包的，是个大家都信得过的跟包。他的名字叫张全斌，可是一般人都称他“张二”。后来我听说是舅舅央求朱琴心介绍父亲到警官学校庶务课当课员的。这个时候家里吃饭还不成问题。 　　我小的时候有两个外号：一个是我换牙时人家管我叫“豁牙子”；另一个外号叫“小麻子”。因为我出过天花，脸上的麻子不大，小时候明显，长到二十多岁，就一点也看不出来了。但身上、手上的麻子比较大，所以后来我在天桥跟“云里飞”搭班儿唱戏的时候，有一个阶段人家管我叫“小麻子”。我就是在织染局这个地方出的天花。出完天花后，母亲带我到庙里去烧香还愿，我还记得是坐着人力车去的。我只觉得昏昏沉沉的，和尚过来给我念了一通什么经，我就昏过去了。我还做了个梦，梦见那个和尚拿着个五寸长、直径有一寸多粗的铁管子，一下子按进了我的脑袋。……从庙里还愿出来后，我还记得母亲买了个“格档”做的玩意儿，上面扎着石榴花似的红色纸花，套在我的脖子上，我好奇地瞧着。……这些零碎、片断的印象离开现在已近六十年了,可是奇怪得很，现在一想起来还很清晰。父亲在警官学校庶务课干了顶多一年就失业了，我们的生活就难了。看来父亲当那个事务员，日子也不宽裕，因为他只住一间东房嘛！而且面积不大。母亲也只有出嫁时带来的两只箱子。老年间姑娘出嫁讲究带什么箱子、匣子的，我没见她有一般姑娘出嫁时那么多的嫁妆。至于我，我的童年时代没有什么玩具，不象现在小孩一讲起玩具来有多少种，我没见过玩具。我只玩过炮台烟铁筒里的烟碟儿。因为父亲在庶务课当课员，当官的招待完客人，剩下一些香烟筒没有用处，父亲就捡回几个小铁碟儿给我玩。给小铁碟凿三个眼，拴上三根线，把这三根线拴在筷子上，再捡个铁玩意儿当秤砣，这就是杆小秤。这就是我的最高级的玩具，也是我的唯一的玩具。我是挺喜欢这种小秤的。 　　三、上过三个月的学 　　先说我上学的事。我童年时穷得丁当响，但是居然也进了几天学堂。我在藕芽胡同住的时候，那年春天，不知是谁发了善心，当时的市立第二十七小学(就是今天厂桥小学的地方)，让穷人的孩子免费上学。他们挨门挨户问：有没有失学的孩子？可以插班上学。从一年级学起，编个免费班。我们几个穷人的孩子就报了名。这样，我也上学了。我现在还记得年级的国语课有一课是：“太阳出来了，我们去上学。”我只念了三个月，放暑假后，免费班取消，我又失学了。我一生中就念了这三个月的书。 　　四、为了生活，捡煤核去 　　我们在姥姥家住不下去了。因为这么多人住在一间八平米大的房里实在太挤了。二舅看不下去，就给我和母亲租了一间房，搬到福寿里十九号去住。………… 　　我记不得那时是几岁，但我记得我开始帮着家里过日子了，北京话就叫捡煤核。当然我也捡些别的破烂，象麻绳等。那时不讲捡烂纸，捡烂纸是单行。在天津，捡纸叫做“拾破烂”、“拾茅兰”；北京叫“捡钩货的”。什么叫“捡钩货的”？就是这种人手里拿着大竹扫帚上的竹条，把它弯过来，头上绑上一根针，身子后边再背个筐。这种筐只有两种人背：一种是捡钩货的，一种是换取灯的。这种筐的样式，现在已经看不到了。我那时岁数不大，就帮着家里捡煤核。正好那时辅仁大学盖房，整筐整筐的碴土往外抬，福寿里中间即现在师范大学化学系的地方正好是个大坑，碴土就倒在坑里。我们这些穷人家的孩子就整天在那些脏土碎砖堆里捡些钉子、铁皮，偶然捡到一些铜丝就高兴得不得了，要是捡到一个水龙头，那更是“发大财”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又有了一种新的童年游戏，那就是弹球。弹玻璃球，那玩法虽然很脏，老蹲在地上玩，但是它的方法和道理却和今天打台球一样，我对它是有兴趣的。 　　五、侯宝林卖冰核儿 　　冬天打粥，到了夏天，父亲就出主意：卖冰核（音胡）儿，也能挣几个钱嘛！卖冰核儿，也就是卖天然冰。没有工具，我就找了根棍，还捡了个人家使坏了扔掉不要的破搪瓷脸盆，在盆边打四个眼，用绳子拴起来，这就是放冰的工具。冰窖离我们家不远，就在过北海大桥往东再往北拐的那个地方。冰窖一共有三个窖，秋天是大坑，冬天把什刹海里的冰打上来储存在那儿，就成了冰窖。这个冰窖是民用的，老百姓用冰，饭馆里存点肉用冰，都用这儿的天然冰。夏天，卖冰核儿对老百姓来说是件大好事，因为穷老百姓，连酸梅汤、汽水也喝不起。那时候简单的酸梅汤，就是往糖精水里搁点食物颜料，也得卖一个大铜板一杯。真正用乌梅发的酸梅汤，就更贵了。北京下街卖酸梅汤的人，一般还卖点梨膏糖、冰糖子儿（就是现在的糖块）。酸梅汤放在冰桶里边的瓷罐子里。周围拿冰冰着，冰上洒点盐，为了让冰化得快，吸收热量，酸梅汤更凉。卖酸梅汤的挑着担子一边趁，一边敲打着冰盏儿，发出有节奏的声音，………这种酸梅汤穷老百姓喝不起，只能吃冰核儿。卖冰核儿的过来了，大家围上去，买一个小铜板的或一个大铜板的都行。我那时用三个大铜板到冰窖去买一大块冰，请冰窖的人拿冰镩把冰破成两块，我挑一副担子，前边搁一块，后边搁一块。天气最热的时候，我就卖冰核儿去。 　　民国时期采冰人 　　记得我卖冰核儿做过一次好生意。有一天，我从东边走进我现在住的这条胡同，就在我现在住的地方往北路西有个死胡同，我走到路北的那个门口一吆喝，里面出来一个人。大概那家正有病人，想给病人冰点什么东西，而且看来那人也是不常买东西的。他说： 　　“卖冰的！这两块多少钱？” 　　“二十个子儿！” 　　二十个子儿本来是要谎，其实给十个子儿我也就卖了。不料那人说： 　　“好，搬进去吧！” 　　我就给人家搬了进去，人家给我十个大铜板。十大枚！三大枚的成本，赚了七大枚，赚两倍还多。我就做了这么一回好生意。第二天我再挑到这儿，吆喝半天，希望那人再出来，可再也没人出来了。 　　平时买冰核儿的人都是拿着水舀(yǎo)子出来，冲我喊道： 　　“喂！卖冰核儿的，来一大枚！” 　　于是我就用木棍把冰一点点凿碎了，凿成够他往嘴里吃的小块儿，倒在水舀子里。 　　卖这三个大铜板的冰，得来回挑着担子转悠，还老得吆喝。那吆喝也有意思，卖冰核儿的也不知道是谁跟谁学的，反正都是这么个统一的调子： 　　凉 咿呀儿 哎 冰核儿 咿呀哎 　　这声音很好听。我记得很清楚，事隔五十多年了，我没忘记。 　　六、侯宝林卖报纸 　　后来，听人说卖报能挣钱，我就去当报童了。卖报，那时又叫“跑报的”，就是卖报的老得跑，你休想闲着。卖报单有发报的地方。大报，象《世界日报》这样的大报，我们不敢卖。大报成本贵，利润低，卖大报赚不了几个钱。我们只能卖小报。北京又把小报叫“野鸡报”。那种报纸也许出三两个月，也许出两期，就完蛋了。小报利润高，能养活我们这样的报童。小报单有个发报的地方，在西琉璃厂西口南柳巷一个破庙里。我为了卖小报，就得从福寿里走到南柳巷去取报，再跟着那些会卖报的去“赶新闻”。什么叫“赶新闻”?“赶新闻”就是要抓住当天报上吸引人的消息大肆宣传，让大家来买你的报。譬如说，西单皮库胡同、大++一带都有公寓。那时候大学生都住公寓，住公寓比住民房贵，比住旅馆便宜。今儿个要是皮库胡同某某公寓出了个什么新鲜案子，这就行了，今天的饭算有了。 　　我取完报，撒腿就跑，跑到最前面去喊:“看报啦！看报啦！今天什么什么公寓出了什么新闻啦！这事可了不得啦！上边还带相片啦！……” 　　只说这么几句，下面的内容就不告诉你了。卖报的规矩就是这样，不能把内容告诉人家。这样一嚷，大家出来围着你买报，今天的饭钱就有着落了。但是我卖小报没几天工夫，因为我不会“赶新闻”，卖报非得有新闻，哪儿出了凶杀案，哪儿出了乱子，报纸才卖得动。可我不认得字，除非有个认字的还爱说话的人告诉我，我才能“赶新闻”。那时人家大人卖报的不跟我们小孩一块走，人家会“赶新闻”，我不会。我赚不了几个钱，这样，我卖了几次报就不卖了。 　　七、侯宝林要饭 　　父亲见我甭管卖什么，总能赚回几个钱，帮助家里过日子，后来干脆托朋友打了个木头花篮，叫我去做小本生意。这种花篮是个长方盘儿，上边有个梁，可以挎着；底下有个座儿，可以搁在地上。我父亲到德胜门小市给我趸点糖果、花生米，叫我挎着篮儿去卖。我不会做小生意，这回连本都赔了，连工具钱也没赚回来。实在没办法，我只好去要饭了。 　　要饭，得厚着脸皮挨门挨户去喊： 　　“行好的老爷太太，您给点吃吧！” 　　这够寒碜的！我觉得难看，我只得到离家远一点的地方去要饭。我拿着筒，从龙头井南口的豁口（就是现在什刹海体育场地方）一直向南走，到旃坛寺、养蜂夹道、刘兰塑、北医附属医院后墙一带去要饭。那边离家远，可以避开我认得的人。肚子实在饿极了的时候，要到什么东西，随手就拿来吃了。这可不象过去做小买卖那阵，我挣来的钱，一个钱也不敢花掉，老老实实地交给家里。 　　在要饭的年月里，有件事是我至今也忘不了的。那就是我走到养蜂夹道那地方，是路东的一个胡同，在路北一个大门口，看见一个给人家看孩子的奶妈。我不知道她姓什么叫什么，就管她叫大妈，我向她要吃的。 　　“吃的倒没有，我给你找身裤褂吧！” 　　她给了我一身裤褂，那是人家少爷穿旧了的裤褂，洗得真干净，这是我要饭时要到的最好的东西。另外，有个比我大一点的孩子，给了我一双他穿不了的鞋。 　　我要饭的时间正是一九二九年初。那年月兵荒马乱军阀混战，有时就在大街上抓人去当兵。北京驻的军队很多，旃（读 zhān ）坛寺就是驻兵的地方。旃坛寺是个庙，在清朝就没有了，但这个地名还保留到现在，就在现在西什库东巷一带，北洋政府的参谋部就设在那里。那天早晨，我在一户人家大门前影壁后面，发现有个纸包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顺手拿起来掂了掂就搁在筐内拿回来了。回家打开一看，是身灰色军衣。现在研究起来，那是有人开小差了。那时老打仗，部队要开拔去前线，有的兵开小差，扔下军衣走了。还有，我在什刹海乐家房子前头，也是影壁的后面，还捡过一套军衣。 　　要饭没有准谱，有时要得着，有时要不着。要来的东西也不会有新鲜的，都是人家剩下的、馊了的东西才给你。那些有馊味的东西，我们回去搁点碱，蒸一蒸，把馊味去掉，照样吃。哪象现在有的人一见东西稍有点变味，就扔掉不要呢？正在我要饭的时候，父亲好容易找到职业，又去当厨子了。我在上面说过，父亲的本行是厨师，因为他一直没有正经的工作，他在涛贝勒府当过厨师，这时又当了厨师，总起来看，厨师该是他的本行吧！父亲经过舅舅介绍，到了宛平县当警察。父亲当警察没多久，来了个县长，姓朱，大概是个南方人，他要找个厨子。他家就住在平安里口外靠东边的第一所房子里。他听说警察里有人会做饭，就把父亲调到他家里，脱下警察衣服当了厨子。这时候，我还在沿街要饭，实在要不到东西，我就到平安里去找父亲。父亲是个厨子，总能想方设法给我弄点吃的。 　　八、卖白糖水、推水车 　　我要饭的时间大约一年多。这一年内，只要有我干得了的活，我总想法去干，为家里挣几个钱。那时父亲在县长家做饭，他看到宛平县征来好些新兵，就告诉我去卖水。这些兵是从各处征来的，呆不了三两天就得开走，商店老板等为新兵送来了烙饼，为的是他们吃了好走。但是没有水。我就拿个大铁壶，再拿几个碗，去卖白糖水。白糖水卖一个大铜板一碗，够贵了，但是这些兵吃烙饼的时候没有水，非喝不行。这样的活也就干了三两天，新兵一开走，我就不卖水了。 　　下雨天设法要饭，我就帮人拉水车，那时兴华寺街西口有个水井，一个山东人开了个“井窝子”（注：卖水的店），把水打上来，倒在大槽子里，然后雇个人推着水车，挨门挨户往各家送水。一到下雨天，道上坑坑洼洼的，车不好推，推水车的就找个小孩在前边帮着拉一把，给两个大铜板，拉两趟给四个大铜板。我那时个子小，力气也小，拉水车没多大劲。但推水车的人没斥责我，只是说：“使点劲！使点劲！”他只要我帮着他把水车拉过路上的水沟，把水平安地送到各家，然后帮着他把水车送到“井窝子”，就算完事了。有时送回水车，正赶上他们吃饭，那个推水车的大爷还偷偷地掰半拉窝头塞给我，这事还不能让开水井掌柜的看见。那时候，穷人和穷人确实心连着心哪！这是一点也不假的。 　　九、当学徒学唱戏 　　那一年，我要饭过日子，有时还干点杂活，象上面说的拉水车等。父亲是个好人，有一次他和母亲说：“这孩子就老跟咱们这么饿下去吗？咱们给他找个吃饭的地方吧！总不能让他也跟着咱们饿死呀！”于是他就送我去当学徒。先在祟文门外一家织带子的作坊里，织腿带。我在那儿学了几天，看见师兄打人，吓得我连饭也吃不下，人家就把我送回来了。父亲又把我送到颜泽甫老师那儿去学戏。颜老师原来就住在福寿寺十九号一间西房里，和我们是街坊，后来搬到天桥去住了。他那时正跟“云里飞”（一个街头艺人）的场子搭班拉胡琴，他想找个学徒的，到我们家来过一趟。我们和他一说，他同意，父亲就把我送到天桥跟着颜老师学戏去了。 　　我到颜家学戏是十一岁多，当时家里给颜泽甫老师写了个字据，近似卖身契。我记得里面有这样几句话：“投河溺井，死走逃亡，与师傅无干；如中途不学，要赔偿损失（饭钱）。”话说得这么严重，今天的青年是无法理解的。不就是学戏吗，干吗写得这么厉害呀！因为那时候学戏叫做“打戏”，假如你经不起“打”，就有可能寻死，所以要写明这样的话。我学戏两年半，确实挨了不少订。颜老师是京西蓝靛厂人。我在上面在上面说过，中国最有名的小生程继先也是蓝靛厂人，他和颜老师是同村人。舅舅知道我到颜家学戏，特别托程继先向颜老师关照一下。程继先真的托人和颜老师说了说，要他好好栽培我，教我学戏。就是这样，我也没有少挨打。我到师傅家学戏，他们家多了个佣人，当然高兴。可是师娘又觉得我吃得多，就结我很少的钱，让我单做饭吃，或者到外边买饭吃。我吃不饱，活儿又重，又挨打，就觉得没活路了，我逃跑过。从天桥到福寿里，我整走了半宿，后来是家里把我送回去的。说明当时经不起打，寻死的人会有的。我老挨打，是不是因为我这个人太笨？我想不是，国内外的听众都能给我证明这一点。我学戏，从学到唱不过三个月，就演出了。不到一年就拿份儿了（小戏班每天分钱叫做拿份儿）。是不是因为我懒？也不是。请看我一天的活动，就知道我不是懒人。 　　天一亮就起床，先将煤球火炉收拾干净，点着。待浓烟冒过，坐上一大壶水，要看好，不能将火压灭。我去喊嗓子（也叫遛嗓子，包括身上的活动）。老师家住天桥市场福长街二条东口内路南第二个门，我由此出发，直奔天坛西北角，开始喊嗓子。首先是念“引子“和大段独白，有时停下来喊，有时边走边喊，要看时间而定。我喊嗓子，总得想着家里的大水壶，万一把水壶熬坏了，准得挨打。走到天坛西门，往西奔先农坛，一直喊到“四面钟”。停下来，拉了“起霸“、“山膀”，走个“马蹓子“，然后往回走，估计到家水壶也已开了。扫院子，倒垃圾，都要轻轻地做，惊醒了谁，后果也是严重的。 　　干粗活还是比较容易的，干细活更是提心吊胆。例如烫茶壶茶碗，这得干完了脏活儿，洗了手再干。北京有一种专用的工具叫“砂锅浅儿”，将水烧热后，把茶壶、茶碗放在里边烫洗，有一点茶锈也不行，碰坏了一点也不行，那真是要精神高度集中。老师漱洗完毕，喝茶，我这就快正式的挨打了。他喝着茶，给我们吊嗓子，完了再教新的。这时我就更捉心吊胆了，因为每天挨打总是从这里开始。我的精神比洗茶具时更为集中，惟恐自己学得慢和记得不牢。就这样，也免不了挨打。老师的“理论”是：“不打不成材”。不管你聪明不聪明，总要抓“打戏”嘛！几乎每天都得挨打，但我在思想上没有抵触，只有怕，认为学戏挨打是理所当然的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，一定要忍受下去。如果跑回家去，还是没饭吃；而且根据当初写的字据上的规定，还要包赔老师的饭费，我没有钱。 　　后来我想过这个问题，老师为什么总打我？老师和我无仇无怨，而且他是个善良的人，也并无打人的嗜好，他大概是继承了教戏都打的“传统”。另外就是经济问题，我学戏规定三年零一节，一切收入归老师，老师管我的吃和穿（穿的是师兄剩下来的衣服）。如果我总学不会，或学得慢，老师就得赔钱，他也受不了。所以他就希望你快！他就得打。打人这种“教学方法”当然不好，但老师这种严格要求的精神还是值得发扬的。这对我后来学东西快，很有好处。 　　例如学唱，北方相声演员学越剧，我是第一个。一九五O年，我在天津演出，有一个同行跟我说；“上海来了个越剧团，主角是筱绍卿、袭爱花。天津观众可喜欢了！”我想，凡是观众喜欢的我就应该学，这样也能帮助越剧团做些宣传，让她们在北方扎下根。当时我正在天祥市场大观园演出，我是最后一个节目。我托人买了一张前排票去看越剧，记得那天的戏是《庵堂认母》，小生登场一唱，坏了！绍兴方言，我一点也听不懂。听了一会儿，才找到一个规律：它的腔调是四句一甩腔，反回来基本还是同样的腔调（当时唱法比较简单，后来发展很大）。听不懂怎么办？我每天都有演出，不能常去看戏，克服不了听不懂的困难，天天去也没用。无论如何我也得学它的基本调子，这四句来回重复的调子一定能学会，我想了一个办法，用自己会的词，套它的调子。对！用的就是：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？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我学会的越剧唱腔终于在相声中演出了。这种学习精神是老师给打下的基础。 　　十、街头艺人串场子挣钱 　　早上学戏两小时，这段时间总是觉得很难熬哇！只盼着师娘说一句；“算了，让他买东西去吧！”此刻，我犹如囚徒获释。 　　买东西，做饭，吃完午饭就到场子去卖艺。师兄是个软骨病患者，还是个大罗锅，在家里基本上可以生活自理，走远路不行。凡出门就得我背着，好在他是轻量级的，分量不大，可当时我才十一岁多，我背他也够困难的。 　　我们就在“云里飞”那里搭班儿，“云里飞”是天桥有名的“八大怪”之一。场子就在天桥三角市场内西南角落，那里就是“平地茶园”。 　　演唱从午饭后开始一直唱到晚饭前止。吃完晚饭，我再背着师兄，我们师徒三人去串妓院卖唱，从天桥福长街二条到石头胡同，进南口串起来。每到一家，先从背上将师兄放下，老师拉京胡，师兄拉二胡，我打板，拉个“小开门”或是“夜深沉”。接着，我拿着剧目到各屋里问问：“老爷，您听段儿二簧（京戏）吗？” 　　每个院都是这样。认石头胡同中间往东，经王广福斜街、博兴胡同、大李纱帽胡同、小李纱帽胡同、火神庙夹道，再往西返回石头胡同，一直串到午夜回家，基本上每天如此。所以我说我这个人不太懒。 　　应该感谢我的老师，是他把我带进了艺人圈儿。他教会了我做街头艺人，在学习方面给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，这对我以后改行表演相声有很大好处。北京解放后，老师进了敬老院，有时仍来看我，我还能尽点孝心，直至老师病故。是老师把我引进了“平地茶园”。“平地茶园”这个名称是艺人自己取的，这是一个辛酸的自嘲。后来有人把它改成一副对联： 　　平地茶园， 雨来就散； 刮风减半，下雪全完。 　　二胡独奏曲西口情曲谱